平潭社会福利中心三月底开建 总投资0.96亿元(图)

田飞龙：黄老师，我插句话。

那么下面一个亲友团会不会猛烈一点？ 邬蕾：首先我不是宪法领域的，所以我今天过来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奇怪，但是我关心的问题其实和大家关心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什么是中国宪法以及这个宪法对今天的中国人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回顾一下近代以来中国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从一个传统社会向一个现代社会转型，这个转型到底是否成功？或者说是否完成，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下结论。田飞龙：这就涉及到什么是宪法。

第三个层面，价值取向上的张力性。第一点，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的很重大的分歧是时代背景的不同，政治宪法学主要存在于非常政治和转型政治时期，而规范政治宪法学主要存在于常态政治时期。所以我觉得关键是，我们在学理上，罗蒂讲的，哲学家主要是提供解释的方案，描绘一个更好的未来，给我们描绘一个宪法的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回到一个所谓的本质意义上的宪法，这可能是将来这三种学术脉络可以竞争的很重要的地方，我就讲这些。陈端洪在根底上是施密特式的，他的根本法理论受到施米特绝对宪法概念的启发，而他对英美的经验化的政治宪法理论看得比较低。当然，政治宪法学的进一步研究需要沿着这样一些制度通道去整理自己的更为精致的概念、方法与制度上的解释理论。

这样我们的政治宪法学就具有了一个制度论体系。我们目前的公众参与是否不具有决策意义？比如我们选举人大代表——当然人大代表是否很好履行了职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选举活动本身难道不是具有决策意义的政治参与吗？具有决策意义的政治参与是否意味着人民直接出场？就提这么几个问题，请飞龙解释。而且大家会发现我们很多关于法规的违宪审查的建议，最后实际上是以行政主导的方式解决的，并不是以全国人大的权威出场的方式，更不是以人大内部功能性审查机构自主运行的方式。

我硕士阶段是跟随王锡锌老师研习行政法的，尤其是跟进了新行政法的学术主题。程雪阳：我请求发个言。但是我想强调他们的共同点，之所以强调他们的共同点是某种意义上想回应高老师通过左右标签化带来的学术分裂的负面效果，这种分裂我认为不利于政治宪法学理论的深化。第二点，我们国家现在处在转型政治时期，因此政治宪法学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当然规范宪法学在当今这样一个转型时期也有一定具体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体现在宪法解释学上，在学术上政治宪法学同规范宪法学的实然冲突也就体现为当前政治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的冲突，那么在实质上两者最终的发展目标应该是一致的，这是常态政治时期的规范宪法学。

第二是在宪政转型的路径思考上，突出了政治而非司法的视角，对宪法司法化有着程度不同的保留意见，基本认为这种司法宪政主义不可能直接成为中国宪法转型的主导路径和动力模式。而我们今天就处在一种进步的时间观之中，这种时间观就意味着思考中国的问题不可能是一种凝固的，比如我们已经有一步成文的宪法，或者我们有固定的生活形态，然后以此形态作为我们生活的标准，并且把这个标准落实到我们每一个法律生活或者宪法生活中去。

最后还有两个小问题，首先就是飞龙在谈的时候有些小错误，第一是英国的变革的外部压力不仅仅是欧盟，他刚才谈到欧盟对英国的压力，对英国的影响，但实际上对英国人权保护产生重要影响的不是欧盟，而是欧洲人权公约，这两个是有很重要区别，其次是飞龙文章中有一些轻易的判断，比如宪法解释学只能局限于具体的规则，一旦涉及到宪法原则的时候，宪法解释权就不能发言了，就失去它的正当性了。田飞龙：问题的点太多，可能会挑战我的惯常的总结能力。第二，某种意义上如果说还能称为政治宪法学的新的一波的话，这些是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进展的工作，这些工作不是埋头于那样一些西方的判例的精细的技术打造的教义学工作能够完成的，当然不是否认它的作用，而是说学者可以有自身的偏向与角色的选择，它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对象有很多侧面。

我们知道高老师的学术有一个特点，高老师绝对不轻易否定任何一个人，总是在大体理解某一个人的时候，提出不管你说的什么都是说的不充分的，把你说得不充分的地方再表达出来，虽然很多人事后说实际上你把不充分和充分说出来之后，已经否定了我的观点，高老师仍然以你的什么观点我基本同意开始其评价，我觉得这是在用学术上非常好的态度来对待人，但是你一定要认真听他把话说完，否则你就丧失掉他对你真正的意见。但是我们却发现齐玉玲案非宪法学界提出了挑战，我们基本不能从理性的层面、从教义学的层面回答，我们要告别神话政治，但我们不能带来理性政治，这是它的一个焦虑，它本身也处在夹缝之中。这一维度的探索不可或缺。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宪法的本体在当下不是宪法权利，它的本体是政治宪法结构，具体来讲就是人民主权在一个国家的宪法文本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架构，我把它当做人民主权的道成肉身，具体而言是一体三身，里面有具体的结构，就是党的领导代表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和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

首先，文章谈到《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导致行政法发生了持续的转向，是在政治哲学背景下的转向，那么《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是一个政治哲学的产物吗？这部法难道不是规范运作本身的产物吗？其次，文章说美国行政法在20世纪下半页经历了民主回归，意思是说之前的民主程度还有差距，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宪法解释等制度也存在民主的问题？规范宪法学或者宪法解释学并不排斥民主，虽然在它们的框架下，宪法的运作主要是释宪机关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进行，但是释宪机关本身并不是超出民主而成立，它是民主的产物。第一部分就是学术批评视野中的政治宪法学。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宪法学的政治概念并不等同于政治科学的政治概念，所以讲政治并不意味着背弃了宪法的本分，因为宪法本来就是政治法，换一句话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就是国家法，政治宪法学毫无疑问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并且在当下中国的政治前提下，政治宪法学由于其实践品性和历史意识，我觉得它的立意更高远，比一般的从宪法条文出发，或者说从一般规范意义上的解释出发它更具有现实的实践品性和现实指向，而这个指向就是我们今天中国面对的历史，我们还是在一个未完成的状态中，也就是如何在一个已经进入后现代的社会，去思考一个别人在现代社会或者在进入现代社会已经解决好了的问题，就是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第二，飞龙具有非常超出常人的提炼和总结的能力，如果飞龙刚才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他可能是中国最早从事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对于当前的宪法学研究是否存在流派以及存在哪些流派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学者。

自以肖蔚云老师为首的北大三老的《宪法学概论》初版出来之后，中国宪法学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政治时间观的问题，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德国基本法之下，也不是生活在修正基本完成之后的美国宪法之下，然后从事一种所谓教义学的内部工作。所以假如我们是以政治学的一些知识和方法来探讨一个宪法学的问题，我们的政治学知识的储备够不够？我很担心这个问题。今天是由我们北航高研院的田飞龙老师来给我们做第一场政治宪法学系列的沙龙，其实也可以叫新政治宪法学，因为我觉得旧政治宪法学已经告一段落，他们在知识储备、知识来源、方法和内容方面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饱满的时期，或者换一个角度讲，急需注入新鲜的血液。国家要成为最充分和完善的国家就不得不保护公民个人，宪政制度发达国家的制度经验表明的是这样的东西。当然早期的这种拉锯非常短暂，主要是在2007年发生的，也没有引起学界太大的响动。

请问一下这样的一种设定就完成了宪政的转型了吗？它本身就对应了我所讲的中国宪法文本上政治宪法结构的理性化了吗？在我看来，它只是一种制度上的小修小补，而且这一模式也并非没有实践过。因为我长期受陈陈端洪老师的知识洗礼和各位师兄和老师的们讨论影响，就我所知的，现在宪法学界有如下几条思路：一条思路就是陈端洪老师、高全喜老师提供的政治宪法学，另外两种我也有所接触，一个是宪法解释学，一个是规范宪法学。

主持人：谢谢尹老师，接下来我们请杨老师来点评和提问。实际上政治宪法学是想提供一种肯定性的思路，这也涉及到我今天没有明确讲，但是我在论文里面已经有的，我认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对象实际上是政治宪法结构，还不像刚才陈燕讲的抽象原理上的那些东西，而是具体文本意义上的。

今天虽然大佬都不在场，但是我觉得可能比大佬在场更丰富，因为：第一，大家似乎是更平等的，岁数不大，发言的话是没有顾忌的。另外一条就是规范宪法学的路径，或者叫自然法宪法学的路径，这个是林来梵教授的。

问题在于这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词，比如宪法社会学讲的是不是不成文宪法，如果你说的是不成文宪法的话，我还要继续问你。退一步来讲，假设我们解释的宪法和你们解释的宪法是同一部宪法，那它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就是宪法到底是一个文本呢？还是一个政治秩序整体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主要表达的方式就是主权的运作模式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层面就是学术基础上具有不对称性。我认为实际上双方对话存在很多出入，是因为大家分享不同的时间观，所以我是从政治时间观的角度入手界定政治宪法学的。

这就导致基本权利不能保障，导致文本四分五裂，导致宪法解释学没有用武之地，导致规范宪法学只能空谈价值。在这样的时间观与学术样态的布局之下，我认为政治宪法学的规范基础和制度原则要适应前面的设定。

这样一些思想资源或者问题程度不同地影响了翟小波的思维及其政治宪法学论述。因此对政治宪法学方法的主流式评价也带有了我们今天学术体制封闭化的特征。

田飞龙：因为我知道利敏师姐你最近做了英国史的研究，有更丰富的素材和知识，但是有一个观念我不太能同意，我觉得你把贤人会议也解释为一个主权性机构绝对不妥，因为我觉得英国现代宪政的主权的发生肯定至少是到了霍布斯之后，之前的贤人会议的话，叫做英国政协也可以。直到今天仍然有英国要不要制定成文宪法实行宪法审查的争议，这里面实际上是英国宪政古今的光荣式的解决方案在当代欧盟内部受到欧陆外在秩序压挤之后，它的自发秩序感受到了窘迫，从而在理论上有所表现。

政治路径的话，在里面我有这样的分解，就是权力公开、行政民和社会自治，使得公民在共和主义意义上有这样的丰富的参政的机会。有请田老师开始他的报告。如果要以文本为依据，要通过文本去实现价值，你如何实现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也不能讲他们，因为宪法解释学也是我很多文章的基本立场——但是自己的确也是感同身受，没有一定的足够的理性能力去调和价值之间的内在矛盾，施密特讲价值都有内在的侵略性，任何一个价值都认为别的价值是不好的，有一定的侵略性所以他才讲决断，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要决断，我们要理性和论证，要讲程序的话，我们怎么调和价值的冲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第三个小问题，文章把政治分为非常政治、转型政治和常态政治三种类型，这个分类很有意思，但是我对转型政治有一个疑问：转型政治是独立的政治样态吗？如果我们拿转型政治来考量其它国家，美国、德国、日本、英国都在转型，像美国不久前通过了医保法案，这个医保法案很明显具有社会主义的色彩和价值，是社会国思想的体现。

第二个层面是政治宪法学内部的回应与批评，也是在我们北航法学沙龙，大概有两次，一次是围绕陈老师的那本《宪治与主权》，陈老师讲的主题是《在后现代思考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建构》，第二次是高全喜老师亲自操刀上阵，他主讲《政治宪政主义与司法宪政主义》，大概是2008年12月27日，那一次我还在博一，是我第一次在有名签的情况下在学术场合正式发言。德国的情况黄老师更加了解，德国通过基本法的实施实现了国家政治的转型。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政治学者讲中国宪法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或者夏勇老师提出的，是一部改革宪法，还不是宪政宪法。高老师的论文基于对陈老师的回应、肯定和评判。

田飞龙：刚才黄卉老师的一席话让我感觉到我无法区分两种学术成长的模式，一种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种就是踩在前人的尸骨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安顿了整体，但是个体还没有得到安顿。